王家园遗址出土的部分陶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这两年,我们正在逐步重启舟山群岛地区古文化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在省文物局的支持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舟山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逐年、定期、有计划地开展了考古调查,穿插着进行文物保护区域评估以及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
在去开展考古调查工作之前,我对于舟山史前史的印象,完全来自舟山市博物馆与马岙博物馆里陈列的那些新石器时代文物。它们较集中地出自定海区白泉镇十字路遗址、定海马岙地区和岱山县衢山镇孙家山遗址。
当时,我主要有两点不理解:其一,明明没有看见任何典型的河姆渡文化遗物,舟山的“海上河姆渡”之称从何而来?其二,明明出现了那么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石器,为何没被纳入良渚文明的表述体系中?当然,这丝毫不影响我确信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是舟山群岛地区追溯历史本源的两个重要支点。
我们在泗礁岛东北面海的基湖沙滩边缘,发掘出了浙江境内所知的第一处沙丘——黄家台遗址。层层堆垒的贝壳夹杂着先民们的日用残器,生动直观地再现了史前人类抱团食用着小海鲜的画面。黄家台遗址的主体年代属于良渚文化时期,但其人群却保有着良渚文化中基本绝迹的绳纹传统。之后,具有相同内涵的遗址在距离沙丘不远的老虎头山麓和衢山岛若干个岙口中又被勘探到。我们相信,这些打着绳纹烙印的“海上良渚人”,绝不是一小队一小队地进行登岛活动,他们相互关联着、相互扶持着,有计划、成规模地迈向海岛,将荒芜营建成心中的乐土。
白泉镇上过去发现过十字路遗址,出土的标本具有晚期河姆渡兼马家浜文化的风格。这一次,经调查勘探发现,毗邻十字路的镇中心,仅剩的两片空地中,竟然有一片保留着超过7000平方米的文化堆积。我们按照附近小区的名称将其命名为王家园遗址。通过小心翼翼地清理一处农田中的剖面,我们发现了宋代扰乱层下两个阶段的史前文化堆积。较早阶段的堆积中,出现了典型的河姆渡文化夹炭黑陶釜,而叠压其上的较晚阶段堆积可以直接对标河姆渡遗址第二层的文化面貌。如此,舟山群岛的河姆渡文化因素总算有了明确的出处。
据此可以分析,在不同的海岛上,有限的生存空间与淡水的分布导致早期人类在选择居址上出现一定的共性——大多不会离海太近,至少与海水之间有所阻挡。并且,遗址往往不是单一出现,一旦发现一处,附近还有其他。比如白泉十字路与王家园、泗礁黄家台与老虎头、小沙街道樟树墩与沙峧村、马岙凉帽蓬墩与洋坦墩,衢山岛上的连片多处更是如此。
试想一下,6000多年前,第一批登上舟山群岛的先民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卓绝。如果是生存压力和自然环境所迫,大陆上完全有足够的地盘供养他们,何至于冒着生死不知的风险漂洋过海?我宁可相信,那是一批河姆渡时期最优秀的人,聪明绝顶且勇猛精进,他们掌握着当时诸如天文、水文、航行、造船等最前沿的科技,又具备着开疆拓土、上下求索的决心。
如果能按照时代的顺序,在舟山地区做一系列典型遗址的考古发掘,建立海岛的历史文化轴线,将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本报记者曾毅整理)
开个史前“盲盒”
在省文物局的支持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舟山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逐年、定期、有计划地开展了考古调查,穿插着进行文物保护区域评估以及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
王家园遗址出土的部分陶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这两年,我们正在逐步重启舟山群岛地区古文化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在省文物局的支持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舟山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逐年、定期、有计划地开展了考古调查,穿插着进行文物保护区域评估以及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
在去开展考古调查工作之前,我对于舟山史前史的印象,完全来自舟山市博物馆与马岙博物馆里陈列的那些新石器时代文物。它们较集中地出自定海区白泉镇十字路遗址、定海马岙地区和岱山县衢山镇孙家山遗址。
当时,我主要有两点不理解:其一,明明没有看见任何典型的河姆渡文化遗物,舟山的“海上河姆渡”之称从何而来?其二,明明出现了那么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石器,为何没被纳入良渚文明的表述体系中?当然,这丝毫不影响我确信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是舟山群岛地区追溯历史本源的两个重要支点。
我们在泗礁岛东北面海的基湖沙滩边缘,发掘出了浙江境内所知的第一处沙丘——黄家台遗址。层层堆垒的贝壳夹杂着先民们的日用残器,生动直观地再现了史前人类抱团食用着小海鲜的画面。黄家台遗址的主体年代属于良渚文化时期,但其人群却保有着良渚文化中基本绝迹的绳纹传统。之后,具有相同内涵的遗址在距离沙丘不远的老虎头山麓和衢山岛若干个岙口中又被勘探到。我们相信,这些打着绳纹烙印的“海上良渚人”,绝不是一小队一小队地进行登岛活动,他们相互关联着、相互扶持着,有计划、成规模地迈向海岛,将荒芜营建成心中的乐土。
白泉镇上过去发现过十字路遗址,出土的标本具有晚期河姆渡兼马家浜文化的风格。这一次,经调查勘探发现,毗邻十字路的镇中心,仅剩的两片空地中,竟然有一片保留着超过7000平方米的文化堆积。我们按照附近小区的名称将其命名为王家园遗址。通过小心翼翼地清理一处农田中的剖面,我们发现了宋代扰乱层下两个阶段的史前文化堆积。较早阶段的堆积中,出现了典型的河姆渡文化夹炭黑陶釜,而叠压其上的较晚阶段堆积可以直接对标河姆渡遗址第二层的文化面貌。如此,舟山群岛的河姆渡文化因素总算有了明确的出处。
据此可以分析,在不同的海岛上,有限的生存空间与淡水的分布导致早期人类在选择居址上出现一定的共性——大多不会离海太近,至少与海水之间有所阻挡。并且,遗址往往不是单一出现,一旦发现一处,附近还有其他。比如白泉十字路与王家园、泗礁黄家台与老虎头、小沙街道樟树墩与沙峧村、马岙凉帽蓬墩与洋坦墩,衢山岛上的连片多处更是如此。
试想一下,6000多年前,第一批登上舟山群岛的先民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卓绝。如果是生存压力和自然环境所迫,大陆上完全有足够的地盘供养他们,何至于冒着生死不知的风险漂洋过海?我宁可相信,那是一批河姆渡时期最优秀的人,聪明绝顶且勇猛精进,他们掌握着当时诸如天文、水文、航行、造船等最前沿的科技,又具备着开疆拓土、上下求索的决心。
如果能按照时代的顺序,在舟山地区做一系列典型遗址的考古发掘,建立海岛的历史文化轴线,将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本报记者曾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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